《红楼梦》评点本的阅读史意义新探——基于版本形态意图指向的考察

作为《红楼梦》版本形态重要一类的评点本,不仅是评点者表达自身阅读见解和建构自身阐释逻辑的重要体现,而且是评点者在《红楼梦》原文基础上建构的一套全新的文本语义系统。不论是以评点“自适”“自乐”,抑或是建构评点语义系统时的“排他”性,皆带有评点者面向其他读者说教的推销意图,有效限定其他读者从评点本中进行阅读体验的认识视角。...     

晚明诗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确立及影响

当下的晚明诗学研究多受一种共性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统辖,此即“复古—革新”模式,具体涉及阵营的划分、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以及发展轨迹的梳理。古人虽无复古/革新对立的明确表述,但作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思潮,它们的存在并广泛发挥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至民国之时,时人于继承传统理路的同时,也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不断偏离轨道。首先是对复古思潮的全面批判,进而在进步史观的影响下,二者分别被贴上“进步”与“落后”的标签,有关演进轨迹的表述也被改造为革新对于复古的对抗和取代,此后更被赋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学人对其间缺失虽多有反思,但所谓“突破”仅是观点/结论层面的个别调整,未曾实现思维方式的更新,扬革新而抑复古的基调始终如一,重建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清代《孟子》义理学四大家综论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康有为的《孟子微》是清代《孟子》义理学的代表。它们重点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显示出借《孟》言志、作而不述,驳宋批朱、撼动权威,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等特点。其释《孟》的学术指向、著述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孟子师说》乃“心一元论”之重镇,反程朱理学之先锋;《孟子字义疏证》是中国古代“气本论”之总结者,“理欲统一”论之力辨者,“知即善”之倡导者,是击程朱理学之利剑;《孟子正义》是历代申发孟子性善论之最用力者,也是成就极高、极具特色者;《孟子微》是维新之论,是让圣学“经世”之代表。     

叙事有序如何可能——何心隐道统叙事的先验法则

在对儒家正统思想脉络的道统叙事中，“数”确保叙事有序，它内在于“事”的展开变化，也显现于承祧道统的次第。明代泰州学派学者何心隐的道统叙事吸收南宋理学大儒蔡沈的范数易学，“数”是人的在世体验进入叙事所遵循的先验形式法则，也是哲学意义上对一切演变的量化表达图式。“数”分“奇”“偶”：《周易》象偶，以“二”为进阶表示稳定性和对立转化，在对立稳定中蕴含隐蔽的关联；《洪范》数奇，代表变化的绝对性和渐进性，故而连续不断的变化以“三”为进阶。叙事之所以有序，依赖于“数”在奇偶交错阵列中推进，其中太极数“九”、皇极数“五”象喻连贯叙事的价值极点或转捩点。“数”中包孕“史”或“事”渐变发展之理，契合“经”中之理“仁”，是明代经史合一的重要中介范畴。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朱自清对尚“清”意识的再发现与重新建构

朱自清由原名“自华”改为“自清”虽为个人化举动却蕴涵深意,是对传统美学中尚“清”理念的接续和对尚“清”意识的再发现,同时也意味着朱自清在自身性格、言行、精神境界的自我设定上对“自清”之路的选择。然而,朱自清在“自清”的自我选择与时代语境、责任担当之间一直“不宁静”,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彷徨纠结的心智状态。故而,朱自清以散文、诗歌、文论等文本对尚“清”理念进行重新建构,使文本成为其“暂时超然”于“不宁静”状态的精神支点。     

遍地繁华的背后——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的“青春文学”现象探讨

青春文学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青春文学的讨论至今仍方兴未艾,众说纷纭。不可否认的是,这股热潮正逐渐冷静下来,青春文学也暴露出自身的诸多问题。因而,为了使青春文学之路走得更宽、更远,一方面,外界应宽容地对待青春文学及其作者;另一方面,青春文学的作者应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从"小我"中走出,不断提升自己,走进广阔的社会。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